古城广场 发表于 2020-2-4 17:17:29

都在写钟南山,我说说他的父亲钟世藩吧


拾遗物语有其子,必有其父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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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,清明节,钟南山站在钟世藩墓前,双手紧握胸前:“父亲,怎么办?我要说出真话吗?”此时,“非典”正向全国蔓延。中国疾病研究中心宣布:“非典是衣原体造成的,而不是病毒,疫情会很快得到控制。”但钟南山心里很清楚:“元凶不是衣原体,而是病毒。”钟南山站在钟世藩墓前,“父亲,我要说出真相吗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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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钟世藩从协和毕业时与老师及同学合影
1901年,钟世藩出生于厦门。未及9岁,父母便以双亡。9岁那年,他被人带到上海,给一户有钱人家做仆人。寄人篱下的钟世藩,一边给人家做工,一边刻苦地学习,终于考上北京协和医学院。协和医学院由美国人创办,实行严格的淘汰制,钟世藩这一届,考入协和的学生有40人,但只有8人拿到了学位,钟世藩就是其中之一。1930年,钟世藩从协和毕业后,又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留学,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,是当时中国绝少的医学博士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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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胜利之后,钟世藩出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。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,国民党中央卫生署高官,一夜3次登门,让钟世藩携带全家及医院现金,连夜撤往台湾,钟世藩没有答应:“我是中国人,我留在这里。”他不但人没去,还把13万美元现金保存了下来。广州解放后,钟世藩将医院所有财物,都上交了当时的军管会。如今广东省人民医院档案室里,还保存着一份已经发黄的档案——《1950年中央医院财产移交清册》。在这本410页移交清册里,从医疗仪器到药品,从一本书到一分钱,都写得清清楚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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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钟南山的父亲和母亲
1953年,院系调整后,钟世藩调任广州中山医学院儿科主任。大家应该都知道,儿科是医院最忙科室之一。很多时候下班回家了,钟世藩还得不到休息,有些家长会带着孩子到钟世藩家看病,钟世藩总是不厌其烦,有时甚至还会上门出诊。那时,年纪尚小的钟南山十分不解:“爸爸,你没必要这样啊?”钟世藩对钟南山说:“所谓医者本分,就是治病救人。”这句话,打小就刻在了钟南山心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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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山医学院任儿科主任期间,钟世藩有两个习惯。第一个习惯:抽查病历。谁写的病历不规范不整洁,就会遭到他的严厉批评。当时,钟世藩有一句名言:“病历是写给病人看的,人家都看不懂,你写来干嘛呢?病历是一个医生的名片,也是一个医院的名片。从一个医生所写的病历,就大致可以看出他的医学水平,看一个医院的质量,也要先看它的病历。病历能反映一位临床医生的临床思维和学识水平,这是临床医生基本功之一。”



▲钟世藩书写的病历
第二个习惯:喜欢查房。中山医学院的儿科医生,最怕钟世藩查病房,因为钟主任查房时,要求医生把病历和检查报告先交上,医生必须脱稿作报告。如果作报告时结结巴巴或言不及义,钟世藩立马就会中断查房,然后掉头而去。所以,没有一个医生敢粗心大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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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世藩是中山医院的一级教授。现在中山一院的老教授,很多都是他的学生。“中山一院老教授开的处方里,低于10元的有8万多张。他们看病有一个习惯,能够吃药就不要打针,能够打针就不要输液,能够用便宜药就不要用贵药。”这样的看病习惯,来自于钟世藩的教导。有学生曾问:“老师,什么是医德?”钟世藩回答:“用药简单有效价廉安全,就是医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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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钟世藩夫妇和钟南山兄妹
1950年代,中国很穷,科研条件非常有限,科研资金非常稀缺,为了研究乙型脑炎病毒,钟世藩省吃俭用,用省下的钱买回三四百只小白鼠,在家里建起了实验室。当时有个笑话,如果有人问:“钟世藩的家在什么地方?”马上就有人答:“你闻到什么地方老鼠味浓,那就是他家。”这个小白鼠实验室,给钟世藩带来了两大收获:●首创了用胎鼠作为分离病毒的工具。●让儿子钟南山喜欢上了医学研究。钟南山天天帮父亲喂老鼠,在父亲的熏染下,他慢慢喜欢上了医学,并把当医生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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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时候,钟南山很淘气。妈妈给他钱,让他交学校伙食费,他竟然把这个钱截胡了,偷偷藏起来买零食和玩具。终于有一天,事情露馅了,钟南山暗叫“完了完了”,“我当时以为大难临头了,父亲一定会把我痛打一顿。”结果钟世藩根本没有动手,他把钟南山叫到跟前,只是说:“做人,最重要的是诚实。南山,你自己想一想,你这么做是不是诚实?”这样的质问,比打钟南山一顿让他感受更深。“这感觉比他打我一顿,对我刺激更大,父亲这句话,让我明白了,人生在世,诚实比机灵重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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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5年,19岁的钟南山,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医学院。在北京医学院念书期间,钟南山体育成绩好到爆。1958年,第一届全运会,钟南山以54.4秒的成绩,打破了男子400米跨栏全国纪录,不仅如此,他还夺得了男子十项全能亚军。全运会结束后,北京体委找到他,“你来我们这里做职业运动员吧!”搞体育当明星很风光,钟南山有点动心了,回家征求父亲意见:“爸,你觉得怎么样?”钟世藩回答了这样一句话:“钟家优良传统有两个,第一就是要永远有执着的追求,第二办事要严谨要实在。”听完这句话,钟南山脸就红了, 放弃了成为职业运动员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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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0年,大学毕业后的钟南山,正准备大展拳脚时,“运动”来了。由于父亲在美国留过学,还做过国民政府医院的院长,所以成了“走资派”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。钟南山受牵连,被下放去做校报编辑、做锅炉工……这一做就是11年。1971年,钟南山终于回到了广州。钟南山回到广州后,一度有点灰心丧气。一向沉默寡言的钟世藩,有一天突然问钟南山:“南山,你今年几岁了?”钟南山答:“35岁。”钟世藩叹了口气:“喔,都35了,真可怕。”这句话改变了钟南山的命运。那天晚上,钟南山失眠了,他知道父亲这句话的意思,“都35了,还一事无成。”那天夜里,钟南山暗下决心,“我一定要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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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开医学11年,要从头开始实在是太难了。在广州四院上班的钟南山,第一次出诊就出现了误诊,将一名胃出血病人误诊为“结核性咳血”,成了医院的大笑话。但在父亲的鼓励下,钟南山没有气馁,他每天最早去最晚下班,在一年时间里,写下了四大本医疗工作笔记,体重掉了12公斤,很快就胜任了临床工作。在“追回时间”的钻研中,父亲的一句话奠定了钟南山的治学态度。有一次,他跟父亲一起出诊,遇到一个尿血的孩子,钟南山说:“这应该是结核。”钟世藩听了,很严肃地反问:“你怎么知道他是结核?尿血可能是结核,也可能是膀胱炎,还可能是其他炎症,你凭什么说他是结核?”一句话就把钟南山问得哑口无言。接着,钟世藩说了一句让钟南山永生难忘的话:“医者人命,没有十足的证据,不可轻下判断。”这句话,从此成了钟南山的座右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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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0年代,中国流行慢性支气管炎。当时全国搞了一个普查,结果显示3.82%的中国人患有慢支炎。周总理发出号召:“开展群防群治。”但当时的医生都不想参与,为什么?“治咳不治喘,治喘不露脸。”没有医院能真正治好慢支炎,去做这个工作做不出成绩。医生们都不愿去,组织就找到钟南山。钟南山开始也有点不愿意,他回家征求父亲的意见。钟世藩说:“捡难的事做未必是坏事。”于是钟南山就去了慢支炎防治小组。在五年研究中,他与侯恕合作,写下了论文《中西医结合分型诊断和治疗慢性气管炎》。1978年,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上,这篇论文获得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。钟南山名声大振。1979年,钟南山获得了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的机会,这是改革开放后,最早被国家派出去深造的留学人员。钟南山从这里起航,一步一步地成了中国顶尖呼吸内科专家。选择难走的那条路,成就了钟南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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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0年代,广州市图书馆,多了一位白发老人,他每天最早到,最晚离开,这个人就是钟世藩。“被退休”的他,天天在这里查资料、做笔记。钟世藩想干嘛?“中国广大基层医院很难用到先进仪器,儿科门诊还停留在很原始的症状、体征问诊上,所以我想写个册子,把这辈子积攒的经验留下来,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。”当时,钟世藩的视力已经不行了,他两眼有复视,看东西重影,所以只能用手捂着一只眼睛写,累了就再换另一只。后来视力实在不行了,他就把整个脸贴在桌面上。



钟南山见父亲如此,非常心疼,“爸,你不要写了吧!”钟世藩有点生气,回答说:“不写了干什么?等死吗?”然后,他对钟南山说了一句:“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,如果能留点什么东西,那他才算没有白活。”已经不惑之年的钟南山听到这句话,浑身一震,从此,这句话也成了他的追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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耗时四年,钟世藩终于完成了《儿科疾病鉴别诊断》。钟南山看完父亲的序言后建议:“在序言中加上一句语录吧!”钟世藩坚决不加:“这是医学著作,不是政治宣传。”“有时候需要讲点政治。”“对医生而言,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。”这本书出版后,很快售罄,之后再版了5次。钟世藩也拿到了1500元稿费,他把稿费分成两份,一份1000元,一份500元,多的这一份,他给了帮他抄写手稿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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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7年,钟世藩的生命走到了尽头。临终前两天,他还在跟儿子探讨磁场是否对病毒毒性有作用。临终前,他留给儿子的最后一句话是:“千万不要开追悼会,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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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▲家风才是最大的不动产
2003年,清明节,钟南山站在钟世藩墓前,“父亲,我要说出真相吗?”钟南山知道,如果换作是父亲,他一定会说出真相。“真药救人,真话救世。真话和真药一样重要。”真药加上真话,中国才能度过这一劫。2003年4月10日,在中外记者云集的新闻发布会上,钟南山选择了说出真话:“什么叫现在已经控制?根本就没有控制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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